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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九霖

房价、楼市一直牵动人心。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全国人大工作报告也提到,今年要对房地产税法开展立法调研、起草,加紧工作,确保如期完成。

不少经济学家常呼吁降低房价,以便老百姓买得起房。也有很多经济学家经常预测房价涨跌,但在整体层面应当如何应对房价涨跌以及政策层面如何引导房价等更深层次问题的理性探讨显然更具价值。

逾400万亿元资金被锁定在房产中

2019年3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房产投资和销售的部分数据。数据显示:2019年1-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1410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6%,时隔34个月后,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首次出现负增长;商品房销售额增长2.8%,而去年整体增速为12.2%。

我们再看看中国家庭的债务情况。数据显示,2015年底,我国个人负债总额是GDP的30%;2016年,达到了45%,一年内上涨了15个百分点;2018年,家庭债务总额接近GDP的60%,占同期个人收入总额比重的107%。家庭债务总量超过居民总收入,意味着提前消费透支了消费能力,因此,我国近年来的居民消费增速有所下滑。

2017年,我国居民的杠杆率为49%,相较于62.1%的国际平均水平,这一比例并不算过高。但是,对比新兴国家的39.8%,又显著偏高。那么,相较于发达国家呢?美国自2008年以来,居民杠杆率由95.4%降至2017年的78.7%,日本由59.5%降至57.4%,欧盟则从60.4%降至58.0%。

我国居民债务都用于何处呢?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透露:2017年末,中国住户债务余额为40.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21.4%,较2008年增长了7.1倍。2017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的48%。其中,住户贷款占全部贷款比例的32.3%(实际占比还要略高)。回顾2008年,中国的住房贷款余额为3万亿元。到了2017年底,飙升至21.9万亿元。数据还显示,目前,房费占住户债务余额54%。由此可见,我国居民贷款的主要用途是用于购房以及与此有关的支出。

截至2017年末,全国城镇共有住房2.7亿套,户均住房已超过1套。2018年10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球房产总市值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房产总值为65万亿美元。日美欧三个国家和地区加起来的居民房产总值还比中国少5万亿美元。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王林曾表示,我国居民资产80%是房产,全国约有400-430万亿元的资金被锁定在房产中。

这表明了房产在我国经济和居民财富中的比重。可见,房价走势牵一发而动全身。

房价下跌会有什么后果?   

近两年的楼市调控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从以往单纯的“限购”发展到“限购+限价”并举的阶段,落脚点在于控制房价。对于广大刚需来说,房价平稳,无疑是好事。但有人欢喜有人忧,不少人担心因房价下跌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如果楼市深度调整,作为信贷抵押物的房产市值则会大幅缩水,房屋市值下跌而债务无法减少,其抵贷比率会大幅上升。如果房价下跌幅度超过了购房者的首付比例,以致出售房产不足以偿还债务,那么,部分有房者将变成负资产者。如果有房者大量抛售房产,还会导致房价下跌陷入恶性循环,使楼市持续进入下行通道。

第二,官方数据显示,我国中产阶级人群已超过4亿,比美国人口总数还多。这些中产阶层的主要财富都是房产。一旦房价下跌,将会影响他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76.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在当前投资和出口增长都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消费的下滑会加大经济增长失速的风险。

第三,房价下跌还会导致银行业面临系统性信用风险。2018年,A股上市房企总负债达7万亿元,行业龙头万科负债率也达到84.93%,负债率超过70%的上市房企有59家。房价下跌势必导致原来以高价拿地的房企入不敷出,使这些企业面临着现金流和融资链条断裂的压力,进而造成银行形成大量的坏账。一旦大批房企破产,还将使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受损,形成连锁不良反应。此外,我国信贷大多以土地和房屋作为抵押物,房屋和土地价格下跌导致抵押物减值,会增加形成呆坏账的风险,进而抬升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第四,房价下跌还会加剧地方政府收支压力和债务风险。目前,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出让收入。一旦房价下跌,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政府性资金收入减少,而财政支出存在较强刚性,那么,势必导致地方政府财政难以为继,只能扩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这会进一步推高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从而,产生更大的系统性财政与金融风险。

笔者认为,当前房价宜稳,不宜波动过大。稳定房价应是2019年需要重点考虑的选项,在做到房价稳定而不出现暴涨或暴跌的前提下,逐步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这既是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也的确是客观现实的必然要求。

怎么调控?

那么,房价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调控呢?笔者认为,并不是动辄就通过行政方面的干预,而在于真正意义上做到改变人口和城市集中化的规划问题,要通过调控引导我国经济结构性改革和调整,做到纲举目张,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具体建议如下:

一、通过房市调控促进西部地区开发,形成新的一波改革开放的红利。房价、楼市与人口流动和城市布局密切相关。总体而言,房价最高的几个城市也是人口规模和人口净流入最大的地方。2018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54万,北京楼市均价为59868元/平方米;上海市常住人口为2415万,其楼市均价为49446元/平方米;人口规模较小的呼和浩特房价均价只有9037元/平方米。所以,房价应该伴随着资源的再分配和人口的再调节得到调控。当下,应该通过包括楼市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引导,鼓励人口西移,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增长,从而,通过人口分散的方式,促使房价缓慢下降,也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政策红利、改革红利和国内区域开放红利。

二、增加投资渠道解决高房价问题。由于投资渠道的匮乏以及通货膨胀及其预期等因素,人们只能用杠杆去购房,将钱投入到房地产市场,去对抗物价上涨,并实现资产的保值与增值。通过让百姓拥有更多的投资渠道,可以做到资金从房地产缓步分流的效果,从而,可以控制房价,促进股市,拉动消费。

总之,要真正做到房价的合理调整,应该是促进资源的再分配和人口的分散化以及拓展投资渠道,并辅之以对于炒房客的行政打击措施。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到房价的软着陆,从而,也能真正地“解放”中国家庭的经济负担。

(作者系约瑟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航油集团原副总经理、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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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何颖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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